谭德塞中国防控行动避免疫情在其他地区大规模蔓延

世卫组织总干事:中国防控行动避免疫情在其他地区大规模蔓延

新华社日内瓦2月12日电(记者聂晓阳 陈俊侠)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塞12日强调,新型冠状病毒是人类共同敌人,只有团结起来才能战胜疫情。世卫组织认为,中国所采取的大规模病毒防控行动避免了疫情在世界其他地区的大规模蔓延。

这种罕见的疾病的特征是小颌畸形、舌后坠、腭裂及吸气性呼吸道阻塞。晏辰刚的气管只有2.5毫米,几乎是正常宝宝的一半。他已经借助呼吸机维持生命好几天了,可呼吸和进食还有困难。

那时,这样的求助“解决了第一个,就来了十个二十个。解决了十个二十个,又来了一百个两百个。” 如今,这样的求助信息越来越少。3月16日0-24时,湖北省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只有武汉市1例,其他16个市州均为0例;截至3月14日16时,武汉无疫情小区累计数量4871个,占比68.6%。与此同时,在微博上新冠肺炎救治相关的话题下,一些非新冠肺炎危重症患者的求助信息开始连片涌来。

目前,在新浪微博上,一个名为#非肺炎患者求助#的话题下,求助信息几乎每日都在更新,截至记者发稿时,阅读量已有1.1亿;另一个#武汉非肺炎危重病人求助#的话题,阅读量也达4688.7万。

2月16日,武汉市卫健委陆续公布了非新冠肺炎患者救治医院名单。之后,2月21日,武汉市防疫指挥部增设“非新冠肺炎医疗救治组”。相关的医护力量和医疗资源统筹还在不断加强,3月16日起,武汉市卫健委每日公布非新冠定点医院医疗资源恢复进度情况,动态展示非新冠定点医院名单、各医院门、急诊和住院科室开设情况。

陈星旭也蒙了,他明白这个道理,却使不上力。这个志愿者团队从疫情暴发起就开始帮助新冠肺炎患者找床位,运转得颇为成熟,但是在那个时候,陈星旭觉得“束手无策”。

但是,当疫情还未彻底退却时,其他危重症患者面临的情况依旧复杂。

一位患者曾找到陈星旭,说自己因肺癌前往医院,可医生一看片子就表示,请先去做核酸检测,或去定点医院,“我们这没法收”。

有媒体报道,一对夫妻在陕西省靖边县一家酒店结束为期14天的隔离,被告知要缴纳6000多元的食宿费。无独有偶,某地小区规定租户不得返回,如不听劝阻将集中隔离,并缴纳每天800元、14天共11200元的高额隔离费用。

医院的说法是:“我们也没办法,先回家养着,等疫情缓解了再想办法。”第二天,陈星旭找来志愿者的车,保证男孩先回了家。之后,再打电话给医院,对方急了,“如果不出院,新冠肺炎患者进来,又有新的感染怎么办?”

他说,正是因为中国在第一时间识别出病原体并分享了病毒基因序列,才避免了疫情更大范围的扩散。同时,世卫组织一直呼吁各国领导人在公共卫生挑战面前展现足够的领导力和政治意愿,而中国在这方面的表现值得其他国家学习。

陈星旭还收到过一个求助,15岁的男孩疑似白血病,“只要不输血人就是晕的”。但是他就诊的医院成为收治新冠肺炎患者定点医院,他只能出院。

谭德塞指出,“此时此刻,最重要的事情不是污名化或攻击一个国家,而是保持团结并抗击共同的敌人——‘COVID-19’。”

香港特区政府卫生署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张竹君17日在简报会上通报,第58宗新冠肺炎确诊个案为一位69岁的男性退休人士,长期患有血压高、糖尿病等病症。

张竹君指出,该个案患者在2月8日、11日、13日及16日曾到私家医生求医,2月15日也曾到长沙湾的诊所求诊,2月16日入住明爱医院。患者与女儿住在将军澳怡明邨怡晴楼,新年时曾与姐妹聚会,其他时间主要留在家中,潜伏期没有外游,病源未明。

这还只是陈星旭参与帮助的其中一个患者。一位39岁的新冠肺炎患者,本身患有尿毒症。家属发来求助时,他已经在家里待了20多天了,透析也被迫中断了20多天,人已经昏迷,动脉血的血氧饱和度只有50%左右,“基本处于半窒息的状态”。在帮助患者联系医院的过程中,陈星旭收到了患者离世的消息。

其中企业已按国家要求负担隔离职工的工资,不应再因隔离而增加负担。疫情冲击令酒店、宾馆和餐馆基本歇业,不仅颗粒无收,还要承受房租等成本。政府临时征用这些场所,为其提供了营收机会,此时按照平时价格收取食宿费也并不合理。更恰当的方式是,政府部门设定合理的价格区间,在隔离场所“保本”和个人合理负担的基础上,尽可能兜底其他相关费用。

武汉市卫健委陆续公布了非新冠肺炎患者救治医院名单之后,陈星旭观察到一丝转机——武汉的一些定点医院,将新冠肺炎的病人送往分院,不少援鄂医疗队开始待命,一直紧缺的医疗资源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缓解。

其中,一位湖北省鄂州市68岁的肺癌患者,在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已达到了出院标准,可陪同的3位家属因封城而滞留,难以负担医疗与生活费用,且因患有糖尿病,在医院期间,吃饭是摆在眼前的问题,他希望能尽快出城,返回家乡。

几经协调后,他们面临的新问题是当地的医院突然不放人了——因为是发烧入院,他们住在了感染区,即使后期排除了新冠肺炎,当时的条件下,医院表示实在没办法调换病房,最终他们只能留在当地隔离。

张竹君还表示,目前还出现两宗新冠肺炎初步确诊个案,其中一宗个案患者是45岁男士,与第57宗确诊个案患者是同事关系,此前曾到过越南,16日入伊利沙伯医院求医;另一个案患者为第57宗确诊个案的太太,年龄为46岁,现于东区医院留医。两宗初步确诊个案正在等待确诊报告。

□马亮(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对此,相关部门不妨尽快就集中隔离费用的定价和分担问题,提出指导性意见,为各地政府制定和执行政策提供依据。各地集中隔离的目的、场所和形式不尽相同,不应“一刀切”地加以规定;但也应避免一些地区“硬核”防疫,强制隔离又高价收费。

当时,晏义威唯一联系到的能做手术的医院在南京。但是离汉的车辆要通行证,接收的医院还要向当地防疫指挥部报批。而且,所有随行人员都要有结果显示阴性的核酸检测报告。晏义威给不出这些证明,当时,不发烧就没有机会获取核酸检测的名额。

与那位脑溢血的病人一样,陈星旭了解到,不少病人虽被医院收治,但由于当下的医疗资源难以满足需要,他们都卡在了转院的环节。

武汉大学中南医院急救中心副主任夏剑曾对媒体估算,正常情况下,他所在的医院一年接待急诊患者12万人,其中有10%-20%是需要抢救的患者。但疫情期间的抢救量大概是正常状态的1/3,其中还包括新冠肺炎引起的急救。

隔离费用要不要免费、如何定价和谁来分担等,需要把握一个度,并向社会公开和接受监督。隔离费用定价过高,可能会使一些人隐而不报或逃避隔离,由此会诱发疫情风险。目前返城的有相当一部分是农民工群体,他们的收入不高,加之需要连续隔离14天,隔离服务定价过高会负担不起。另一方面,高额的隔离费用也有可能诱发廉政风险。

最后,地方政府在制定隔离计划时,也不妨为隔离人员提供一定的选择空间,使他们可以丰俭由人地选择隔离场所。而地方政府还可以征用和安排不同档次和价位的隔离场所,根据隔离人员的需要进行匹配。满足不同人群的隔离需求,才能体现出集中隔离的“服务”本质。

另一个民间的志愿者组织武心援团队,每隔几天会整理出一份经核实的非新冠肺炎患者求助名单。除了求住院的、求转院的,还有人求协调车辆、求救助的,以及求出城的。

后来,陈星旭联合华中科技大学校友会成员,湖北、安徽和江苏的政府部门及媒体,将晏辰刚送上前往南京的车。3月4日,这名患儿终于做上了手术。

他随后在回答提问时再次对中国抗击疫情的努力给予积极评价。他说,在不久前举行的世卫组织执委会会议上,“几乎所有成员国都对中国表示认可”。

香港医院管理局总行政经理(质素及标准)刘家献当日在简报会上表示,目前香港仍有55位确诊个案患者在医院留医,其中五人情况危殆,另有一位确诊患者病征情况由严重转为稳定。(完)

但如果完全免费提供隔离服务,也可能导致有人搭便车,使防疫资源被恶意占用。

他记得,一位湖北天门的患者因发烧进了医院,之后多次核酸检测呈阴性,医院要求转到武汉的相关医院做白血病救治,先是各大医院没有床位,联系好医院后,又卡在了通行证上。

其次,各地政府可以结合疫情严重程度、财政状况和复工进展等实际情况,合理安排集中隔离的场所、定价和费用分担方式。隔离费用的分担包括政府、隔离场所、企业和个人四方,不妨按照政府拿大头、个人拿小头的分担原则,尽可能减轻企业和个人负担。

若没做核酸检测,并非新冠肺炎,医院也不能收治。但问题是,免费的核酸检测也有程序,需有发烧症状,被认定疑似,走社区上报等流程;目前,付费的检测渠道开放,但等待的时间相对较长。

疫情发生初期,陈星旭就曾见过非新冠肺炎患者的无奈——他曾帮助过一个被诊断为皮罗综合征的婴儿晏辰刚。晏辰刚在武汉“封城”前一天出生,出生后不久就被诊断患有这种罕见的先天性疾病。

涉及异地转院,更是难上加难。迫于病情,湖北省内的一些危重症患者为寻求更好的治疗条件,要集中到省会武汉。“武汉变成他们唯一救助的渠道了。”可这需要武汉的医院接收,还需要办理相关的通行证。

由于《传染病防治法》仅针对甲类传染病规定了隔离措施,并不适用于新冠肺炎,这使得各地隔离费用的政策五花八门。

随着封城时间越来越长,这些非新冠肺炎患者面临的问题越来越多。还有多少非新冠肺炎危重患者在等待救治,陈星旭说不出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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